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网络，使得全斗焕通过贿赂等手段迅速成为前“一心会”军官们的精神领袖。到了“双十二政变”时，正是车圭宪、俞学圣、黄永时、卢泰愚、朴熙道、崔世昌、张世东、许三守、许和平、李鹤捧等一批掌握实权的中层军官鼎力支持，使得全斗焕能在政变当晚几乎指挥三八线以外的所有韩国军队，同时有效压制了潜在的反对势力。
团结一致绝非空谈。全斗焕在政变实施前，不仅承诺给予高级职位，还大肆派发贿赂现金，甚至政变当天执行任务的普通士兵也收到了现金红包。相比之下，尹锡悦的戒严宣告则显得极为被动和无力。
政变的第三个重要条件，是国内外局势的混乱。1979年双十二政变前，韩国因朴正熙遇刺早已处于长期戒严状态。那次政变不过是戒严期间的一次插曲，首尔市民的日常生活几乎未被影响。因而，在借助紧密团结的军官团体快速完成政变后的第二天，全斗焕虽实际掌控了军政大权，但韩国民众并未感受到根本性的生活变化，这也为他快速稳定局势创造了条件。
然而，尽管政变看似平稳，1979年当时的韩国的确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。政变当晚，全斗焕指挥大量军队进入首尔，甚至连负责三八线防御的白马师团1300名士兵和第一军团的坦克部队，也被秘密调入首尔市区。
从10月27日韩国宣布戒严开始，朝鲜理应预判韩国会爆发大规模的混乱。那么，为什么朝鲜在双十二政变期间保持观望，未做任何军事行动？
这是因为全斗焕的政变虽然表面热闹，但并未对三八线防御态势造成实质性影响。若朝鲜当时选择趁机进攻，便会面对不仅仅是韩国军队，而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军事体系——“韩美联合司令部”。
朝鲜战争停战后，因战争未正式结束，加上对韩国军队信任不足，美国不仅未撤销联合国军部队，反而保留了大量驻韩美军，并配备了独特的战术核武器。
驻韩美军主要是驻扎在首尔龙山基地的美国第八集团军，虽然经过多次编制调整，至1971年后实际只剩美国第2步兵师，但出于政治战略考虑，美国仍保留了“联合国军”的框架。
在六七十年代，“联合国军司令部”不仅指挥美第八集团军，还统辖所有部署于三八线附近的韩国军队。
因“联合国军”合法性问题，美国于1978年将其指挥权转交给新成立的“韩美联合司令部”。严格说来，韩国国家安全的实权并不在国防部，而是掌握于“韩美联合司令部”。该司令部规定正职由美军将领担任，副职由韩军将领担任。
直到1994年，韩国军队无论和平或战争时期，指挥权均由“韩美联合司令部”掌握。未获美军同意，韩国无法调动三八线附近任何部队。
因此，虽然全斗焕在政变中调动了大量韩军，实际上并未削弱三八线防御力量。那些被调动的部队，几乎全部来自韩国唯一可自主指挥的单位——韩国陆军特战司令部。
该司令部下辖第707特殊任务营及多个空运旅团，是韩国唯一能够绕开美军指挥的陆上机动作战力量，承担了历次冲突中的许多重要任务。即便如此，这些部队也未影响三八线主力的防御部署。
朝鲜对韩军的部署及权力分布非常清楚，因此即便韩国国内戒严、政变频发，金日成在1979年依然选择不南下统一半岛。
此外，阻止金日成当时采取军事行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：在政变发生前，直接军事对抗已不再是他的首选。
就在双十二政变后一个月，朝鲜主动与掌权的全斗焕政府接触，提议北南双方总理直接会面。韩国接受了这一提议，随后建议开展工作级代表会议，双方在接下来的五个月内进行了多达九次会谈。
即便全斗焕因残酷镇压光州民主运动而被朝鲜强烈批评，金日成对他的回应仅仅是暂停了四个月的朝韩会谈。
1980年10月，金日成再次表态愿意继续与韩国接触，并提出了全新的“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”方案。事实上，在全斗焕政变前后，朝鲜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解决朝韩问题的主线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只关注和平统一。早在1975年北越成功统一越南之后，朝鲜便试图借鉴其经验，利用韩国内部的革命势力实现半岛统一。
北越成功的关键在于南越强大的越共势力，朝鲜一方面试图借助韩国内部革命力量，另一方面也十分忌惮驻韩美军及其核武器威慑。
因此，金日成将大部分武力统一的努力，集中在煽动韩国内部革命上。但自1972年韩国经济超过朝鲜后，朝鲜的革命活动屡屡受挫，难以取得突破。
直到1982年，金日成目睹全斗焕权力日渐稳固，才逐渐意识到通过革命实现统一的希望渺茫。1983年策划的仰光事件，或许是对多年失败的一次蓄意报复。
即便如此，回望1979年，金日成当时也难有勇气趁乱南下统一半岛。毕竟他早在五十年代已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。更何况，与全斗焕相比，他才是真正的独裁者，深知贸然行动的风险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